陶公性檢厲，勤於事。作荊州時，敕船官悉錄鋸木屑，不限多少，鹹不解此意。後正會，值積雪始晴，聽事前除雪後猶濕，於是悉用木屑覆之，都無所妨。官用竹皆令錄厚頭，積之如山。後桓宣武伐蜀，裝船，悉以作釘。又雲：嘗發所在竹篙，有壹官長連根取之，仍當足，乃超兩階用之。

　　初，熒惑入太微，尋廢海西。簡文登阼，復入太微，帝惡之。時郗超為中書在直。引超入曰：“天命脩短，故非所計，政當無復近日事不？”超曰：“大司馬方將外固封疆，內鎮社稷，必無若此之慮。臣為陛下以百口保之。”帝因誦庾仲初詩曰：“誌士痛朝危，忠臣哀主辱。”聲甚淒厲。郗受假還東，帝曰：“致意尊公，家國之事，遂至於此！由是身不能以道匡衛，思患預防，愧嘆之深，言何能喻？”因泣下流襟。

　　古之教者，家有塾，党有庠，术有序，国有学。比年入学，中年考校。一年视离经辨志，三年视敬业乐群，五年视博习亲师，七年视论学取友，谓之小成；九年知类通达，强立而不反，谓之大成。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，近者说服，而远者怀之，此大学之道也。《记》曰：“蛾子时术之。”其此之谓乎！